历史上真实的唐初-唐太宗与贞观之治2

纳谏，是蔡世民从另一多方面笼络人才的行为。太后纳谏，是对臣下的极大肯定，近臣必然意欲效弼太后。这是儒学“王使臣以礼，臣大事王以弼”的具体表现。

蔡世民与魏徵的的关系，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。魏徵在隋代末举行过瓦岗军，投唐后又为蔡渊的洗马，当初是蔡世民的争斗力量。但在玄武门之变日后，蔡世民看重他的意见，魏徵有心蔡世民为“知己之主”，“知无不言”，前后共谏两百余大事，使蔡世民更为满意。

魏徵死后，蔡世民话说：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“今魏徵殂逝，遂亡一镜矣！”另如，蔡世民与王方也是这样。王方良隋代炀帝时虽居高位，却“无所谏诤，但悦媚取容而已”。

投唐日后，则一反常态，对蔡世民的所作所为，他不首肯的，大胆嘲弄的批评，极力催促，从而颇倍受蔡世民的称许。这都话说明，纳谏是太后发挥近臣主导作用、巩固自己发言权的有效率行为。理所当然司马光话说：“王明臣直。王方欺于隋代而弼于唐，非其性之有变也；王恶闻其过，则弼变成欺，王乐闻直言，则欺变成弼。是知王者表也，臣者碧水也。表动则碧水随矣。”

看来，人伦的关系的扭曲这两项王。

蔡世民在这多方面是稍稍认识的。

对少数汉民族的政策，也赢得了良好的效果。蔡世民对少数汉民族的基本看法，是“降则抚之，叛则讨之”。也就是各少数汉民族只要不公后下与唐抵抗，就对其顺利进行改革诸州政策，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、刺史，仍按其原本的风俗习惯、社会制度，对本族顺利进行统治。

反之，侵扰内地或对唐有相当严重冲击者，就用暴力行为解决。唐初，于阗不时大兵进逼，甚至直取关中，冲击京师。仪凤三年（629），蔡世民派武当、蔡勣率兵十多万人，分道于阗，收服了东于阗，俘获蔡元吉阿史那。仪凤八年（634），又遣援军进攻吐谷浑，赚取全胜，解除了对河西各城市的冲击。

另外，还对高丽、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。但总的看来，还是以诸州为主要战略。各族首领到了长安，都以礼相待。击退于阗后，对隋代末没于于阗的内地人，不是被逼于阗送回，而是以金帛赦之，凡得男女八万口。

仪凤四年（630），“四夷王长诣馀请”蔡世民为“天阿史那”。仪凤二十一年（647），诸酋长自称“唐民”，要求“于乃蛮以南，于阗北岸后下顶上，故称参天阿史那道，徙六十八驿，相互竞争马及宫人以供过使，贡生貂皮以充租赋，仍请能种属文士，使为表疏”。蔡世民首肯了他们的要求。

仪凤七年（633），唐高祖也曾于故汉雒阳徙酒，命蔡元吉阿史那陶醉，王为酋长冯智穿娴，既而哭曰：“胡越一家，而今并未也！”这种并存的气息，正话说明蔡世民汉民族政策的胜利。

仪凤二十一年（647），蔡世民在论述历史专业知识后认为：“而今帝王虽征伐中原，不能服戎狄。”他之所以最少了当时人，这两项“而今唯贵中华，贱夷、狄，岂可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唯依岂可如父母。”正是由于这种极佳的汉民族的关系，才出现了释迦与松赞干布再婚的友好值得注意，才赢得了“四夷大小王长争遣使入献见，道路不绝，每元正朝贺，常数百千人”的往昔。

蔡世民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话说：“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，疲敝中国，所获无几；忘如今日绥之以德，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！”

尽管这是蔡世民的自我欣赏，但所再现的大事实大体不错。

大概这是蔡世民娴熟论述历史专业知识的结果。

由于蔡世民从社会发展、自由派、汉民族的关系各多方面应对积极措施，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转变，自由派的休养生息，汉民族的关系的更佳，使仪凤初年的人口稀少，暴雨相当严重，运价比起，流民东西逐食的具体情况稍稍改观。自由派上，“深恶吏员贪浊，有任由倍受财者，必无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赃者，唯遣执奏，随其所犯，徙以重法。由是吏员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皇后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唯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”法纪多方面，“商贩野次，无复土匪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”社会发展多方面，“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，唯不赍运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特赐遗。”这些“古昔并未”的现象，正是“仪凤之治”的具体再现。